14号卧铺车厢里的13号下铺，靠窗坐了个男人。“啪”，“啪”，此刻他旁若无人的剪指甲，用指甲剪上带的小锉非常细心的修磨指甲边缘，然后小心翼翼的把桌面上的指甲碎屑收集成一小撮，放进预先准备好的一只火柴盒里。他折上指甲剪，把它和火柴盒一起放进黑皮衣的内里口袋。他转过头，去看对面卧铺上那个不很安静的小男孩儿，他正像一只生气的蛤蟆那样鼓起腮帮，不住的往外吹气。
“他几岁了？”他忽然问。
“都五岁半了。”坐在小男孩儿身边的女人回答说，口音里带了南方人特有的卷舌腔，有点发软，发黏。很显然，她是男孩的母亲。她用一只手摸了摸男孩的汗湿的头发，有点不满的说，“别看年纪小，不安分的很，你只要稍加不注意，他就能惹出一堆祸来。”
男孩儿不耐烦的甩脱了母亲的手，他停止了吹气，改换了另一种娱乐方式：用拇指和食指分别扯住眼角和嘴角，飞快的吐出舌头，冲这个男人做了个鬼脸。“我有一只猫，喵呜。”
“是个聪明的小家伙，我们那儿有句俗话叫‘不安分的小孩都是天才’。你那只猫叫什么名字？”
“它飞走了。它每天夜里都回来找我玩，它只跟我玩，所以你们都看不见它。”
母亲轻轻拍了他的脊背，“净瞎说。”她有点不好意思的看了眼男人，“这孩子不知怎么了，过了三岁就开始说些希奇古怪的话，还学会了跟大人撒谎。您别理他。”
“在我们乡下，老人说小孩的眼睛最纯洁，因此能看见一些对我们大人来说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说这叫做‘出神’，有点迷信的意思，而且更为好笑的是，有的小孩从小就被奉为神灵附体，给人消灾减祸，指点迷津。他们的家人更把他们当做赚钱的工具，好端端的一个孩子心里本没什么，但经过大人们的灌输，就给毁掉了。”
“你说的事我也听说过。”做母亲的若有所思的说道，她把一只胳膊放在面前的小桌上，撑起下巴，“说实话，我小时候在农村呆过，还真有点相信，觉得挺神秘的，不过长大后明白了那些骗人的把戏，是一丁点都不信了。”
她笑了一笑，轻松的把话题岔开了，“您一个人？这是出差呢还是探亲访友呢？”
“都不是，我到兰州去。你呢？”
女人说带孩子去看他的父亲，她又解释道：“孩子的父亲在部队上，是做技术工作的。说来他也挺可怜的，这么大了只见过父亲几次，每次又只有一个多月。以至他每次看见别人家孩子的爸爸，都要跟我闹别扭。我教训了他几次，却没什么效果……”
这时候，小男孩跑出了母亲视力范围以外——他和一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男孩在狭窄的过道上奔跑玩耍，两人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一块从喉咙里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于是，两个母亲同时走出卧铺，发出呵斥，一个拎着孩子的脖领，一个拉着他的手，从两个方向走回自己的铺位。
男人还是坐在车窗前。他一直盯着外面，像是发现了什么值得欣赏的风景。虽说到了阳春三月，但北方的田野依然萧瑟，灰蒙蒙的土地，光秃秃的树，风尘笼罩着的低矮的小房子，像一只只零散摆放的火柴盒，像孩子们“过家家”做游戏时布置出来的场景，那么的虚假与可笑。也许唯一值得看的，是几个背书包的孩子在铁道边一闪而过模糊不清的面容。
现在他把头转过来了。他看见小男孩安静的坐在对面，低头玩自己的手指——十根细细的指头忽而弯曲，忽而挺直，变换出各种花样。他的母亲躺在卧铺上闭目养神，被子敷衍的盖在两条腿上。男孩抬起头，发现有人在注视自己，他翻了翻眼皮，把眼白都翻出来了。他自言自语的念叨：我有一只猫，它的名字叫飞飞。
男人作了个手势，示意小男孩坐过来。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母亲，在犹豫中露出欢喜的颜色。他向前跨了两步，把小脸凑近男人，努力作出一副大人才有的严肃表情，故意压低声音说，“叔叔，你知道我有一只猫吗？你想看看它吗？”
男人有点诧异，显然没料到他会对自己说这些，但他仍然点点头。
“你得保证，要保守秘密，不能告诉别人。”
“好的，我保证不告诉别人。” 男人学他的样子，压低声音，用一种肯定的语气说。他伸出小拇指，弯成一个勾，跟孩子拉了几下。
“那好，不过飞飞只有晚上才回来跟我玩，你能等到那时候吗？”
“什么时候？”
男孩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当然是天黑后，大人们都睡觉以后。”
虽然男人觉得好笑，可脸上却摆出一副庄重的颜色，并且再次郑重的点点头。
“你会折飞机吗？我爸爸就会，他教过我四种折飞机的办法，他还会造飞机。我有张照片，跟爸爸一起照的，后面有一架非常漂亮的飞机，是银色的真飞机。你要不要我给你折一只？”男孩忽然问，接着他有些不自信的说，“不过我只记得最简单的一种。”
“好的，”男人从面前拿起一张不知谁看过的旧报纸，对叠两下，从中间撕开，“叔叔还真不会呢，你就教我折那种最简单的吧。”
男孩儿先把报纸从中间分开折了一下，想了想，又折了几下，他显然不太满意自己的作品，“报纸太软了，折得不好看。你有硬点的纸吗？”
“没有，不过你折的飞机真不错，是所我见过的最好的纸飞机了。”
男孩挺满意他的表扬，他把纸飞机交给男人，打了个哈欠。“我瞌睡了！”他用手拍了拍自己的小嘴巴，转身回到母亲身边。他自己脱掉鞋子，爬到母亲的身体一侧，推了推她让开一块地方。他把脸转向男人，闭上眼睛，再睁开，这样反复眨了几次。
在列车的颠簸中，男人大概也觉出了乏味。他把手里的纸飞机拆解开，放在面前的小桌上，摊开，用手抹平，漠不经心的看起来。
精神病人拿香蕉去打劫：英国伦敦一名精神病患者罗伯特唐尼戴上面具去打劫，半路上从水果商那里弄到一根香蕉。当他举着“手枪”要求对方把钱交出来时，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收银员彼得罗福沉着的对同事说：“他说他有枪，可我只看到一根香蕉。”由于看到对方不肯就范，唐尼随后拿出一把剪刀来吓唬人，在看到对方还是不肯交钱后只好逃走。随后，警方在接到报警电话后，于商店附近的一条路上逮捕了正在努力摘头套的唐尼，警犬也找到了用来打劫的武器——一根烂香蕉。目前，唐尼已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摘自《北方晚报》3月18日
火车上的熄灯时间远比到站的时间准确。这不，刚过11点，车厢里的灯就灭了。其实在之前，疲劳的旅客们已经开始爬上自己的铺位，有的已经开始发出鼾声，毕竟，在摇晃的列车上，躺着比坐着更能节省体力。男人从铺位上坐起，他披上黑皮衣，先是在黑暗里坐了片刻，接着他欠身摸到了自己的运动鞋。他穿上鞋子，跌跌撞撞的走向两节车厢之间的过道。在那里，他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红旗”牌香烟，抽出一支叼在嘴角。他深深的把烟雾吸进了肺里，他忽然觉得有点难受。此时火车正在穿越一个隧道，轰隆轰隆的轰鸣声使他觉得前额像被锤子砸了一样巨痛。他似乎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他掏出手机，翻开盖子，看了看上面的时间，决定打一个电话。
“是我，你睡了吗？”
“刚躺下，看了会书，你呢？那边是什么声音，这么吵……”
他刚想回答，却发现声音消失了。他靠在车厢上，盯着手机，等待着。这样过了几分钟，他又呆了一会，像是经过一番思考，他又拨了另一个号码。
这回，接电话的是个老女人，当听清楚他的声音后，便开始唠叨不休了。他静静的听，耐心的发出唔唔的答应声。最后，他说，妈妈，你放心吧，我没事，我正在出差，一切都好，最多半个月，就能回家了，你们多保重身体。他用拇指合上手机盖子，放进口袋里，另一只手在面前的烟灰盒里按灭了香烟。
他走进厕所，扭开门，在里面锁上插销。解开皮带，褪下裤子，蹲在便池上，不由自主的摸出支烟点上。然而，他等待的事情并没有出现。他烦躁不安的掏出手机，拨了第一个号码。这次过了很久，那边的女声才响起。
“是你吗？刘亮？刚才怎么没信号了，你在哪儿？”
“唔，在车上。”他含混的回答。
“我都快睡着了，你那边是什么声音？”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昨天给你家打电话了，一直没人接，上午跟下午各打了一次，打你手机没有开，后来打你单位，他们说你出去了。”
“哦，我手机没电了，他们没说我去哪儿吧？不过告诉你也没关系。你那边到底什么声音？吵死了。”
他把手机移到另一只耳朵上，“我现在在海边，大海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一百多米，站在窗前，能看见月亮下面波浪的微光，我准备枕着这吵人的波涛声睡觉。真可惜，你见不到。”
“你倒是悠闲，好了，不跟你说了，你也快去睡觉吧。”
“别，等等，你昨天是去约会了吧？”
“他们告诉你了？”
“没，我瞎猜的。不过我提醒你，那人有点靠不住……”
“好了，别犯傻了，说这些干嘛，没意思。我这么大人了还不知道个好歹？”
“我不是这个意思，算了，算我多嘴。你感冒好点了吗？我给你推荐的偏方管用吗？就是用可乐熬姜片，熬10分钟就行了，不用加别的。”
“行了行了，别闹了，你这人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难怪……，算了，不说了，你早点休息，再见！”
他听见咯噔一声，那边挂断了电话。他对着面前的金属板苦笑了一下，看见自己的脸被扭曲成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
他起身拾掇了一番，走出厕所，准备去睡个好觉。快走到铺位上时，一个矮小的影子吓了他一跳——是那个小男孩。他摸了摸他的头，故意弄乱他的头发。“你怎么不去睡觉？是要上厕所吗？我领你去。”
“不！”男孩倔强的拨开他的手，“飞飞走了。”
“什么飞飞？”
“我的猫。你答应晚上来看它的，我跟它等了很长时间，它等得不耐烦了，就飞走了。”
“哦。”他笑起来，试图再去抚摩孩子的头顶，“傻孩子，没有飞飞，快去睡觉吧，要不，我陪你玩会儿？”
“你是个坏人！说话不算数！我不让你跟我玩！”男孩忽然放大了声音，而且明显听出了哭音。
“对不起，叔叔给你说对不起好吧，叔叔记性不好，忘记了。”他手足无措的站在那儿。
“小果，不许胡闹！”男孩的母亲从铺位上坐起来，她身体向前探了一探，从两根铁框的空隙里伸出手，一把揪住孩子的衣服。男孩被强制性的拉了个弧线，倒在母亲的身上。她腾出一块地方，命令他盖好被子。只听见男孩儿抽搭了一会，很快发出均匀的呼吸声睡着了。
“不好意思。这孩子老是说有一只猫一只猫的，逮着谁跟谁说，我都怕他有什么毛病了，可带他去医院，又检查不出什么，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他轻描淡写的说，“或者是他做梦梦见过一只猫，就是大人，有时候也容易把梦里的事儿当真。何况孩子呢？”
“希望是这样吧。”母亲在黑暗里咕哝了一声，叹了口气。
他们谁都没再说话。他躺倒在卧铺上，用被子蒙住头，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婴儿。可火车穿越隧道的响声无论如何都不像催眠曲，于是男人觉得自己一忽儿睡着了，一忽儿又醒来，像做了一个没完没了的梦。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稳后，我们看见几个小贩推着手推车，在车窗前卖劲的兜售自己的东西，几名旅客掂着沉重的包裹从车上下来。在开车哨吹响前，那个男人拎了只黑色旅行包下了车，他抽出拉杆，拖着旅行包走出出站口。随后，他合上拉杆，拎着包步行了10分钟，走进一片居民楼区。他在一座花池前停了下来，用右手掏出一样东西。他用大拇指顶开火柴盒，看了看里面的指甲碎屑和一只已经死去多时的蜜蜂，把火柴盒丢在一棵月季花下。
G喝了口茶，对L和H说：“对于小说怎么写，我们基本能达成共识了——就是如何使它接近极限和无限。当然，谁都知道它不是件容易事。我们穷其一生，很可能做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更可能在重复别人已做过的事，这么想未免让人灰心。你们不知道，年轻时我有个非常可笑的想法，把所有的好小说都通读一便。”他自嘲般的笑了笑，“其实，只有能读通一本或几本就可以了，不是所有的好小说都能给您帮助的。人的一生极其有限，而且你读之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比如词汇，有的你用起来得心应手，有的用着生涩，但在别人的手里，那些你觉得生涩的词汇恰恰是他用得最好的，最拿手的。阅读前，我们往往需要别人的推荐，可是别人的看法怎么能跟自己一样呢？他们觉得好的，也许正是我们觉得差的……”
L打断了他，“不过，有没有一些所谓的好的小说，即是大家都觉得好的？”
“我觉得应该没有，众口一词和众口铄金的含义差不多，我认为那些有争议的作品或者可以说是好的，至少在目前看来，它的生命力或许能长久些。只是，我的这个看法也未必正确，作家在追求普遍性的永恒道路上，前进的方式是螺旋式的，和进两步退一步，他在映照自己的内心的同时，必须抛弃各种私心杂念，但是，又必须受到它们的诱惑，好比亚当第一次发现了夏娃的裸体之美与诱惑，好比后羿发现了嫦娥的背叛。可以这么说，美促使人沉迷和堕落，它分开了两条路或是N条路。”
“你这么说，使我想起了多年前的讨论——心灵与身体，内心和外表，哪个更美？”H接过他的话，缓缓的说，“是不是可以做个结论，同样的美，背叛之美，也是不同含义的美，吸引了那些对此孜孜不倦追求的人？”
“其实你这么说已经是盖棺定论了。有人早已做过预言，小说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后，基本结束了历史使命。我是这么想的，也许有那么一天，人类的交流方式可以抛开文字，符号，改用脑电波，那么这也将是小说完结的一天。不过，这天的到来将异常缓慢，我们都看不到的，而且到那时，连歌德和但丁的作品也要化为灰烬，我们的就更不用说了。”G端起茶杯，呷了一口。
H摸了摸下巴上的胡子茬，看了G一眼，说：“我们是不是该说点实际的？比方你觉得小说里什么是最难写的，什么是又是最容易的？”
G呆了一下，显然被问住了，他把茶杯擎在手里，想了一会儿，说道：“可能是对话最难写，叙事最容易。”
“怎么是对话难写呢？”L故意反驳他，“我以为对话是最好写了，两个人或多个人互相发问，接着互相回答，反驳，如此循环，不就写出来了嘛。”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把对话写出意味是件困难的事——用对话来代替情节推动小说，或是在对话中隐含的象征，预留的埋伏，都是相当困难的事。如果把对话单纯当白开水喝当然解渴，若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坐在这里品茶肯定就不能这么办。拿我刚写的《坐火车旅行》来说，虽然已经费了一番工夫，却仍是不满意，如果我换做用叙述的方式，肯定会好的多。”
“不妨一试？”
“好吧。献丑了，我在这里口述，权当说书艺人给两位讲故事听。倘若讲的不好，也请你们别笑话。”
在我大学毕业后的七年里，我换了将近20个工作，而且不得不像一只孤单的，寻找草场的羚牛，从一座城市迁徙到另一座城市。这倒不是说我缺乏耐心，或是学摇滚青年那样——刻意追求一种流浪的生活。我本可以坐在一家事业单位的办公室里，舒舒服服的喝茶看报，在七年之内，一步一步从办事员晋升到科长，乃至局长。我的同学朋友们，都已结婚生子，而我到至今仍是孑然一身，连个肯替我洗袜子的女人都没有。
现在好了，在这间明亮的房间里，我得以把事情的原委原原本本的吐露出来，不带一丝虚假和编造。因为，我已经彻底摆脱了那个女人，不单从身体上，而且从心里面——她再不能使我感受到丝毫的恐惧。同时，为了使叙述简洁，使一些人知道后不至于惊讶和难堪，下面我将省略掉人名，简化我的个人经历，让事情变得像我们从这扇门走进另一间屋子那么简单。
这个女人第一次出现是在1995年夏初，当时我在三羊市荷花池附近租了间民房：是个小四合院，每间房子都有单独的卫生间。在院子里，种了两棵苹果树和一丛蔷薇花，院墙上爬满了浓绿的“爬墙虎”。这种住宅，似乎是专为我们这种刚参加工作，收入不高的人设计的。时至今日，我至今仍记得春天里苹果树花开时蜂群忙碌的景象：一团团白色的小花，像覆盖在树冠上的雪一样，金色的蜂儿发出嗡嗡的声响，不知疲倦的穿梭其间。每天清晨，我都在这片柔和的音乐声中醒来，开始一天的工作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推销员，主要推销洗涤用品，说来你们也许不信，我觉得自己是个营销天才，在短短的一个月里，我说服了三十六个家庭妇女购买了公司的产品，这个记录相信今天也不会有人打破。
那是个阴天，空气潮湿，燕子低飞，有点想下雨的意思。我患了感冒，给公司请了一天假，然后到医院看完病后返回自己的租屋，打算吃了药睡上一觉。走进院子里时，刚好碰到房东正在和一个黑衣女人交谈，她背对我，身材窈窕，脚边放了只黑色旅行箱。大概是租房的，我并未多加留意，我跟房东打了个简单的招呼，走进自己的屋子，隐约中觉得女人的背影有些熟悉。
只用了不到十分钟，我便睡熟了。我做了个奇怪的梦，自己爬在一只火柴盒里，好像一只“天牛”——或者是儿时的记忆，我和伙伴逮了“天牛”，蜜蜂，总要把他们放进火柴盒里把玩。然而我看见了一双眼睛，在黑暗的，密不透风的盒子里，一双猫一样的眼睛从漆黑的幕景中冒了出来，她冷冰冰的注视着作为爬虫的我，令人不寒而栗。我醒了，确切的说，我是被吓醒的。不知为何，我固执的认为那是一双女人的眼睛，一双杏核眼，金黄色的眼球闪烁幽幽碧光，瞳孔收缩成一条细细的线，而睫毛融化进黑暗里去了。
在黑暗中，我醒来了，出了一身热汗，把身下的床单濡湿了。我觉得口干舌燥，又躺了不知多久，我努力爬起来找水喝，该死的暖水瓶里竟然一丁点水都没有。只好开了门，打算找房东讨点热水喝。偶然之间，我瞥见苹果树的阴影下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注视着我，仿佛阴冷坟地里的两团鬼火。我失声惊呼，暖水瓶掉在地上打破了——正是中午见过的那个黑衣女人，她走出黑影，站在月亮下，冷冷的看了我一眼，只一眼，之后踩着高跟鞋咯噔咯噔的走进左面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门。我呆在原地，吓出一身冷汗，衬衣像掉进水里一样湿漉漉的。
后来，我不停的追问自己，为什么会惧怕那样一双眼睛。是它的冰冷，还是因为在黑夜里闪烁非人的光芒，或者是因为那眼神里流露出的讥诮之意？猫在黑夜里悄无声息的徘徊，发出不怀好意的喵呜声，沿着屋脊行走乃至越过围墙，幼年时发了高烧被姥姥“叫魂”，醒来后的看到的便是家中的黑猫打翻洗脸盆的景象。这个景象长久的停留在那里，在当时，我松了口气，不无自嘲的想，原来，我到今天才把它打捞上来。
我曾经说过，我喜欢坐火车旅行。其实我在撒谎，我根本不愿旅行，为了收获一堆无聊的照片，好在和别人闲聊时炫耀谈资。而且，我也不喜欢火车上的气味，在一节罐头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被一群陌生的沙丁鱼包围。但从那次后，我仿佛成了一台专为中国铁路募捐的自动机器。两周后，我飞快的退了房，跟广州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取得了联系。坐上火车那一刻，我原以为应该结束了。说来荒诞，被一个只见了几次，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的女人吓得落荒而逃，似乎不合情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你只要见过了她的眼睛就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种情形，又接连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在我感冒好了的第二天，大概是傍晚，我坐在床上抽烟，她忽然出现在我的窗子前，虽然隔着玻璃，我仍是感觉到森森寒意，仿佛堕入冰窟；另一次是在公司洗手间的镜子里，这次把我吓个半死，不过后来我的女同事C一个劲的解释她不是故意吓我的，可我分明感受她们彼此间的相象。第三次，我与几个同事约好到一家饭店吃饭，在我不经意把脸转向饭店大堂对着马路的窗户时，恰好看见了她，就站在玻璃橱窗前，仿佛近在咫尺，一双狠毒的眼睛不错神的盯着我看。她的脸，我是记不清了，大概不算难看，也许能称得上清秀，惟独那双眼睛放射出的仿佛来自地狱的光芒，即使现在想来也有如芒刺在背。几秒钟后，有个关系不错的同事问我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我哆嗦着指向窗子让他看，但是，什么都没有，汽车在马路上穿行，下班的人慢吞吞的从窗前经过，门口看车的老人无聊的打着哈欠。
在火车上时，我想到，这噩梦般的一切应该结束了。我又想到，假如自己在广州能混出个人样，一定把父母接到身边，让他们也坐坐火车，让他们也体会一下大都市的风光，让他们也背着手在大街上闲逛像走在自家的田埂上。
可是在广州，我只呆了三个月。我对同学解释说忍受不了南方的炎热，实际上，是因为我又发现了她的踪迹。天晓得她怎么会来到广州的。在那些年里，我觉得自己好像一只疲于奔命的小鼠，而她仿佛一个耐心的富有经验的母猫，循着我的足迹，嗅着我的气味总能找到我。有时候我以为不会有这样的巧合，每个城市都有这些个眼神相似的女人。她们一色黑衣裙，身材窈窕，面容好像一块打磨光捻的骨牌，通通的站在背光的一侧，从各个方向，各个角度，从一扇洞开的小窗里，用一双非人的眼睛凝视我。
我想到了回家，回到父母身边，可他们已经老了，还能像我小时候那样展开脆弱的羽翼吗？更何况，在一事无成的情况下，我根本不愿意回去。通过同学的同学，朋友，我流浪到北京，上海，重庆等地方，我干过广告策划，文案，快餐店店员，住过地下室，澡堂，最惨的一次三天只吃了一个馒头。我思忖，也许我的根本策略错了，我根本不该去那些大城市，连稍微小一点的中等城市也不该去，我应该选择一些更小点的县城。经过朋友的干旋，我在一个叫“四水”的小县城落了脚，当上了一名机关文员。果然，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我再未受到那个女人的惊扰。我重新结交了一些朋友，铺设自己的关系网，准备好好干一把，走向仕途之路。那时节，小县城里的大学生还算少见，有个同事已经准备把自己的妹妹介绍我认识，（他是县组织部长的公子）我约莫，自己也到了时来运转的时候了，即使不成，这样安稳的过下去也总比在路上奔波来的强。在那时，我再次萌生了回老家看一看的打算。同事的妹妹才23岁，虽然没有大城市女孩的时髦，前卫，也自有小地方大家闺秀单纯可爱的优点。我第一次恋爱了。来往半年后，经过那位部长及其夫人的面试，我们确定在“五。一”节结婚。一应家什无须我操心，房子也在未来岳父的干预下默契的产生了。但随着婚期临近，我越发产生了一种不详的预感，我毫无理由的想象那个女人很快便会出现在面前。虽然我一个劲的宽慰自己，我对自己说，别他妈的乱想了，没有这个可能的。但那年第二场春雨降临的一个晚上，我还是在雨点敲打玻璃窗的滴答声中失眠了。
四月里的一天晚上，在饱尝失眠之苦后，我决定到位于家属院附近的翠花路夜市上醉一把。我要了三瓶啤酒，两样小菜，准备把自己灌个半醉好去见周公。（我的酒量只有三瓶啤酒多点）我点上一根“大鸡”牌香烟，抽一口烟，喝一口酒，眼睛不停的扫视夜市，希望能看见个熟人聊上一会儿，还有，就是希望真醉了有人能送我回去。突然，那个女人仿佛从另一个空间里冒出来一样。这次，她跟两个男人呆在一起，仍是一身黑衣裙，左手上夹了支没点燃的香烟。她并没直接盯着我看，只是偶然间用余光瞟我一眼，也足够我魂飞魄散了。我颤抖的放下一张五十元钞票，晕忽忽的脑袋猛的清醒了，连“结帐”两个字都没勇气喊出来。时至今日，如果问我最感愧疚的人是谁？我一定会说是我那没结成婚的女友，不仅是她，我那未来岳父的面子，也不知到哪儿去找。要知道，在县城这种小地方，东城放个屁，用不了十分钟，西城的人就全知道了。还有，我根本不敢想象她拿起我留的那张字条时是什么表情，她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面对教室里四十一个孩子的笑脸。
如果说我以逃避的方式还能跟那个女人隔开距离的话，却无法抵挡她在梦里对我的侵扰。医生说我有严重的神经衰弱，他十分同情的给我开了些绿色药丸，他说，平常多做些运动。然而在梦里，我下意识的告诉自己要勇敢，因此几乎每次我都能酣畅淋漓的教训那个女人，把她吊起来，用沾了辣椒水的鞭子抽打，让她像狗一样的舔我的脚趾，我哈哈大笑。可是一旦醒来，一旦回到现实里，我又感到万分沮丧，我无力的回想从前那些快乐的时光，只有一些零星的碎片：一块镜子，被摔成碎片后分开埋在一座垃圾山下，我多像一只在垃圾里刨食的野狗啊。
几乎怀着绝望的心情，我扒火车流落到郑州。我想我的样子一定很难看，因为不止一个警察检查我的身份证。我跟一群打工的人一块挤在火车站附近的隧道桥下，稀里糊涂的被一个人领走了。我的运气够好的，把我领走的人是个杀猪匠，（还好，我没被开黑窑场的人领走）他有一张时常挂满油汗的脸，大鼻子，矮的像一只板凳，不过是个好人。我的最后一个职业是给他当下手，帮他把猪捆好，按住别让猪乱动，看闪亮的尖刀刺入猪脖子上的大动脉，随后我就提来个木捅接猪血。当我忙完活计一身血污坐在门槛上抽烟时，我由衷的感到了幸福，这片刻的安宁就是我一生追求的幸福啊。我抽着烟，盘算着这些年的忙碌，不过是当了一名逃亡者而已，并且，还是不合格的。就在那时，我萌生了回家的念头。我掐灭香烟，走到老板屋里跟他辞行。我说我要回老家去。他在诧异中给我结了帐，他拍着我的肩膀说，真可惜，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成一个好杀猪匠的。
我进城买了身好衣服，买了车票，坐上了郑州开往新疆的K345次列车。在14号车厢的卧铺躺下那一瞬间，我忽然打定主意，即使那个女人再出现我也不会逃跑了。我要对她说我已经逃够了，我要质问她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要跟着我，我要告诉我家乡的亲人们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旅行。我的家乡呵，一条狭窄的称不上河流的溪水，赤泥大坝下红色的胶泥，田间小路边站着的不认识我的孩子们……一瞬间是那么的亲切。
在列车行进途中有个意外插曲，那是接近西安车站时，列车意外停了下来。我们都以为是在为其他的车次让道。但是过了许久，仍然不见火车启动。有的人耐不住性子，下车去打探情况。坐在我下铺的男人过了一会儿回来了，兴高采烈的告诉我们说，好像是因为有个人被火车轧死了，一群农民堵着铁路呢。就在这时，一只莽撞的蜜蜂不知怎么飞进了车厢，可怜的小东西找不到出路了，蝇蝇的饶着我们的头顶飞，大概把我们的脑袋当成了朔大的花骨朵。后来，它拼命的撞向车玻璃窗，终于精疲力竭，四脚朝天的落在玻璃板下。它徒劳的一次次爬上玻璃，又一次次跌落下来，根本不知道它所向往的地方其实只不过是一块透明，厚实的玻璃。我心里涌出莫名的悲楚，我跳下卧铺，阻止了一名旅客用杂志拍死它的企图，引它爬进一只空矿泉水瓶里，把瓶口伸出车窗。它在瓶子里缓慢的爬行，几条细腿不住的在瓶壁上打滑，然而，它终于找到了出口，蝇的一声振翅飞走了。
下面的事我已经讲过了，虽然没人相信，我不介意再把它复述一遍。因为我从不后悔自己做过的事。人这辈子最难面对的是自己的内心，我看到自己的心破了个大洞，我努力的想去缝补它，却根本找不到下手的地方，似乎它是一块腐朽的包装纸，轻轻一碰便会变成粉末。凌晨三点，我被热醒了。我跳下卧铺上厕所。在里面，我连续抽了两根烟，我什么都没想，真的，也许想了女人。这么多年，我从未如此安静的想过女人，即使我的未婚妻，我也从没吻过她，最亲密的接触不过是拥抱着她。那时，我心里想的却是别的女人——那个让我害怕的女人，她的面容刹那间变得异常清晰，仿佛被放在白炽灯下照着，冒着热气的包子；一张尖下巴“豌豆”脸，细而长的眉毛，比较挺的鼻子，鼻尖有点上翘，稍有缺憾的是嘴巴大了点，嘴唇似乎过于干燥，嘴角有一块抽烟不小心弄上去的痕迹，但几样东西放在一起又显得非常协调。
抽完第二棵烟，我扭开厕所门走出来。或许是列车正在转弯，我卒不及防撞在两节车厢中间的壁板上。我被撞疼了，不过一下子清醒了很多。我揉了揉被撞痛的肩膀，令我想不到的是，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黑衣女人，她站在右侧的洗手池边，正对着上方的镜子，手持一管口红修饰自己的嘴唇。她那双眼睛，在镜子中映现出来，眼袋浮肿，发黑，眼白上满是蜘蛛网似的血丝，瞳仁又像猫眼那样蔟成一小团。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鼓起勇气仔细的审视那双眼睛，我打着寒战，感到自己冷静极了。我半靠在箱壁上，看她描完了口红。她呢，她显然没有注意到我，她把口红放在洗手台上的绿色丝绒小手袋里，又取出一只笔，沿着眼圈边缘一点点的描摹。间或张开嘴唇，呲出野兽一般洁白的牙齿。我等她收拾停当，等她拍着面颊满意的回过身。她被我吓了一跳，可以肯定，她没料到我会主动送上门来。可她仍然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嘴唇带着笑，用她那一贯冷冷的，略带讥讽的目光打量我。先从我的脚下看起，一直看到脖子的喉结处，略作停留，最后停在我的脸上。
我说想不到吧。
她说，没什么，看来这些年你没有白过，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游戏结束了。
我问她为什么？
她并不回答，继续用她那嘲讽的眼神盯着我的脸，打算像从前那样故伎重演。一下子，我被激怒了，我仿佛看见蜜蜂在漆黑的火柴盒里蠕动，仿佛看见它一次次爬上玻璃窗，又一次次四脚朝天跌落下来。我冲上去，一把掐住她的脖子，像掐住一只鸡那样容易，甚至没容得她发出一声呼喊。我觉得自己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她在我手中喘息，奇怪的是，她并未作出一丝一毫的反抗，似乎为了这一天等了几百年。我看着她的脸色由苍白变得青紫，看着眼中的火焰逐渐熄灭变得一团漆黑。她躺倒在我怀里，一如稻草躺在农民的手中，一如甜蜜的恋人躺倒在情人的怀抱中。我累极了，我把她仍然柔软的尸体拖进厕所，让她坐好在马桶上，脸冲着门，摆成一个大X形。
剩下的事平淡乏味，我回到卧铺上睡了一觉。天亮后，吃了一碗方便面，车停在兰州站时，我下车来到了这里。有个神色疲惫，长了雀斑的年轻警察接待了我，他十分客气的把我拷在暖气管上。这就是整件事的经过，原原本本，分毫不差，没有半点修饰。这里面有恐惧，有喜悦，有痛苦，惟独缺少我的忏悔。有人告诉我，治疗失眠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睡觉；我想说的是，他说的纯粹是扯鸡巴蛋，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直躺着，躺着，闭上眼睛，努力的睡下去，哪怕永远不会起来。
好了，我要说的全在这里了，我又把它写在另一张稿纸上，用了我能写出的最大号字体，并努力作到清晰，明了。虽然你们还是怀疑，不过那是你们的事了。现在，我只想去睡一会儿。
文章来源：21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