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广州白天鹅宾馆朱德庸住的套房，朱德庸一边微笑着开门一边抱怨：“门铃坏了，助手的房间灯也坏了。”他自我解嘲：“真是什么事都会发生啊！这一趟我无论是去北京、上海、桂林还是广州，去之前都是阳光万里，一到都下起了倾盆大雨。”
这次，朱德庸为了他的新作《什么事都在发生》来大陆做宣传，号称这是与他以前的《涩女郎》、《双响炮》、《醋溜族》都不相同的淡彩多格漫画。朱德庸强调，以前的漫画，对生活是旁观者，而现在的漫画，有他自己更多的深入。
行走：这是我的心理治疗
2003年，朱德庸有了发表自己内心感受的冲动。他临时抽掉另一本书的出版计划，花了7个多月呆在家里画。他把这看作是一种心理治疗，通过漫画来看别人的困境，也看自己的困境。
朱德庸如此强调心理治疗，是因为他的确曾经遇到过困境。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接一个的专栏。1996年，他的太太冯曼伦首先发现他的失常。“我开始不会笑了，开始不喜欢假日了，开始对生活没感觉了，只是工作、工作、工作。是她，强迫我停下来。”这也造成了朱德庸的另一层感慨：“男人其实很鲁钝的，女人才是天生灵敏。”那时的朱德庸，就像高速运转的列车，根本听不见杂音，停不下来。为此，还和太太吵过几次。最后听从了太太，停止了出版，此时才发现自己已被抽干了。
提到他这四五年的生活，朱德庸就两眼放光。在日本的东京和京都，朱德庸一天能走12个小时，走累了就去咖啡馆，喝一杯咖啡，坐两三个小时。在美国旧金山，朱德庸一家每天把行李寄存起来找下一家旅店，甚至包括那些有100多年历史的旅店。“站在100年前就在使用的电梯里，看到100多年前的壁炉前坐着一个仿佛从一个世纪以前就坐着的老太太，有一种很童话的感觉。”在意大利，他会去咖啡馆；在北京，他特意住在四合院里；在上海，他专门去找里弄和小巷。朱德庸在找一种想要的生活方式。行走也满足了他喜欢音乐的愿望，当淘到了他寻了10年的CD的那刻，双手都在打颤。他每天都忍不住拿出来摩挲一下。这是一个利用音乐来回忆的人。“那才是生活。我对生活的定义也从此开始不同。”
宿命：快乐比成功重要
2001年的朱德庸凭什么重新回到工作，开始出版和密集地宣传呢？他宣称通过退隐，找回了生活，找回了源头，找回了快乐。他的“三段论”是：“开始我是为了兴趣而工作，曾经很快乐；后来为了工作而工作，曾经不快乐；现在，快乐？不快乐？我不知道，但我很平静。”
朱德庸承认自己可能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总是说事情会越来越糟的，结果总是灵验。与他作品中的尖酸刻薄和敏锐相反，听到他的话语里仿佛总是勘破红尘之后的风轻云淡，记者忍不住问：“你有宗教信仰吗？”朱德庸愣了一下，正色说：“我一直没有信仰，现在也仍然是。”但他并不讳言佛教给他的影响。1996年，太太冯曼伦逼着他休息，押着他去打禅。但自少顽劣的朱德庸对佛教并不太信任。几百人在礼佛，在跪拜，就他一个人站在旁边：因为他无所敬仰。这种脱轨行为持续了三天之后，圣严法师点化说：“其实拜佛就是拜自己，自己就是菩萨，自己就是佛。”朱德庸愿意跪拜了。这种肢体动作和仪式没有让他信教，却忽然让他明白到自己也没什么了不起，开始谦卑起来。
和几米绘本里着意刻画人与自然、人与内心的交流不同，朱德庸表达的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他却说自己惧怕人群。所以才躲在一边偷窥他们、观察他们。朱德庸满心欢喜地说台北这些年来变得适宜人居了，大家的素质都在提高。
其实，看朱德庸的漫画也已知道，即使生活充满无奈和咬噬，个人的非尘世的大悲是没有的，只有自我解嘲。能由一个工作狂，反省为一个尊重内心宁静的人，有时，比成功重要。
文章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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