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历史上，不论是眼下正当红的赖斯或者希拉里·克林顿，都没有一位女性能像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这样风光——克林顿任总统的8年中，前4年她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后4年她成为美国首位女国务卿。事业上的风光却无法改变生活中的无奈。1937年，奥尔布赖特生于布拉格的一个外交官家庭。童年时代，她作为捷克的犹太难民，跟随全家两度流亡西方，1948年全家移居美国。结婚后，她渴望做一位贤妻良母，却遭遇到一段破碎的婚姻——丈夫移情别恋，弃她而去，结束了23年的婚姻。这彻底粉碎了她成为一位美国最完美妻子和母亲的梦想，从此她毅然步入政坛……
我是“我丈夫的妻子”
潘杰客：你有没有个人生活中最艰难的时候？
奥尔布赖特：那就是我离婚的时候，因为那是意料之外的。对我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女性来说，婚姻幸福、夫妻恩爱是极其重要的，所以那是我一生中最难的时候。
潘杰客：他为什么离开你？
奥尔布赖特：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他。
潘杰客：我知道你那时一定非常难过，但当时你有事业、有孩子，你当时感觉如何？
奥尔布赖特：我当时比较在意的一个问题是：我是谁？
我20岁认识了我的前夫，22岁和他结婚。所以我的成长过程和我的身份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丈夫的妻子”——很多时候，女性的身份是某某人的夫人。他们介绍我时说：这位是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她是乔·奥尔布赖特的夫人；而不会说这位是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她是个教授诸如此类。
我对事业倒不是很担心，因为我当时的事业已经很稳定。我也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不过当时的感觉，几乎可以说像是损失了一条臂膀——我说的就是这种切肤之痛，把你从全心投入的人身上，硬生生切割下来的痛。
我不会改回自己的姓
潘杰客：当你的事业和家庭甚至婚姻发生冲突时，你怎么办？
奥尔布赖特：丈夫离开我，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事业。我完全不知道、也不同意这种想法。我在自传里写过，为了保护我的婚姻，我愿意做很多事情，但我当时没有这个机会。事实上，我一直非常尽心地培养我的孩子，就算在我有非常重要的工作时，我也一直把孩子们放在第一位。
潘杰客：很多女性离异后，会把自己的姓改回去。为什么你还在用你前夫的姓？
奥尔布赖特：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名字很不错，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意为聪明绝顶）是个非常好的名字，这样也比较快乐。
潘杰客：你仍然爱他，这是不是原因之一？
奥尔布赖特：不是，应该是其他原因……我还爱他吗？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
用胸针表达心情
平时着装，奥尔布赖特很注意胸针的选择。最有名的故事是：有些伊拉克人称她是蛇一样的女人，她就干脆戴上个蛇形胸针。
“那时我刚到联合国工作，我的一位前任金·帕特里克告诉我，人们会很注意你的穿着打扮。所以我就有理由买新衣服。那个蛇形胸针我很早就有了，它也是我的收藏品之一。从那以后，我觉得用胸针来表达自己的心情非常有趣。”
她还常常在夹克衫上别一个鹰形胸针——象征着美国。“这样的胸针我还有好几个，在公开场合我特别喜欢别这样的胸针。作为一名美国人，我很光荣。”
回家爱看电视剧
奥尔布赖特承认：在家里她是一名懒妇。只要回到家，她就不想谈工作上的事———换上睡衣，往沙发上一躺，看那些可笑而弱智的电视节目。
她看得最多的电视剧是《西翼》，这是一部反映白宫生活的片子。片子放完了，她拿起电话，把编剧阿伦·索尔金从被窝里叫起来：“片子里那个幕僚长的权力是不是太大了？这部片子其实需要一名女性高官，比如国务卿。”索尔金还真采纳了她的意见，在新的一集中增加了一个新角色：国家安全顾问南希。
卸任后没闲着
2001年初，奥尔布赖特成为“平民”后，曾学做了2件“大事”：开车和拨电话。
过去几年，她虽然常给别人打电话，但每次都是手下拨完号码后，将电话直接送到她手上。时间一长，她简直忘了怎么拨电话了！至于开车，她已经有10年左右没有摸过方向盘。卸任后，她重新买了辆车，自己开车购物。
当然也有真正的大事。80年代初，她曾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当教授，现在她又重新回到那里当兼职教授，讲授国际关系。她还在华盛顿开了一家公司，名叫“奥尔布赖特集团”，合伙人是她以前在国务院的下属温蒂·雪曼，整个集团为社会各界提供企业经营、智囊库咨询的服务。
她还写了2本书，一本讨论世界格局的重新划分，另一本就是自己的传记《国务卿女士》。
为了他，我放弃当记者
在美国威尔斯利大学求学期间，奥尔布赖特遇到了约瑟夫·奥尔布赖特——个来自非常有势力的报业家族的小伙子。1959年，奥尔布赖特毕业仅3天，就和约瑟夫结婚了！当时，她觉得自己就像童话中的灰姑娘：“他就像一位王子，突然降临到我身边。我试了试那双水晶鞋，正合我的脚……在童话中，这就是幸福的结尾了，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仅仅是新篇章的开始。”
她很爱约瑟夫，甚至为他放弃了“做记者”的念头：“我最初是想当名记者，但他也是记者，他的老板认为夫妻双方不适宜在同一家报社共事，所以我的愿望没实现。再说，如果我在其它报社就职，可能会对丈夫的事业有影响，所以我彻底打消了做记者的念头。”
婚后，奥尔布赖特第1次怀孕时，生下一对早产女婴艾丽斯和安妮，好在2个小家伙顽强地活了下来。第2次怀孕到6个月时，大夫说胎儿很可能有脑瘫，结果，在生产过程中，孩子不幸夭折。第3次怀孕，奥尔布赖特终于产下了一个完全健康的女婴，取名叫凯瑟琳。
他抛出了“重磅炸弹”
女儿们慢慢长大，奥尔布赖特开始涉足政界，从民主党的筹款人干起，一直到进入白宫。
1982年1月，她在波兰做了两周的研究访问。回到美国时，却接到了约瑟夫“抛出的一枚重磅炸弹”。“乔（约瑟夫的昵称）和我坐在起居室里，那个带扶手的舒适的大椅子上——我们曾坐在那儿喝过上千次咖啡。乔刚从国外出差回家，他说我们必须谈一谈，然后，没有任何预兆，他开口说道：‘我们的婚姻已经死了，我爱上了别人。’”
“我丈夫告诉我，他要去亚特兰大，因为那个女人就在亚特兰大，她更年轻、漂亮。我尽力回想自己是不是什么地方疏忽了，可想不明白。我在白宫的那段时间，每天确实要工作很长时间，但那种生活1年多以前就结束了。”
“乔给我做了一顿饭，他说我看上去太老了！他根本不愿问我为什么如此难过。终于，他说，其他很多人都以离婚收场。”那个下午，约瑟夫真的离开了。
我像个45岁的老姑娘
到亚特兰大后，约瑟夫每天给奥尔布赖特打电话，甚至把他的爱按比例划分：“我爱你60％，爱她40％。”过了一天，电话里的“爱”又变了：“她占70％，你只占30％。”
当时，普利策奖评选在即，身为记者的约瑟夫一直希望得到这个大奖。“他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建议：如果他得奖，就留在我身边，相反，我们将正式离婚。我当时甚至不知道如何答复他！”
“4月12日下午晚些时候，电话响了，是乔，‘我没有得奖，所以我要待在亚特兰大了。’事情就这样有了个结果。”
45岁，奥尔布赖特开始了独身生活。“小时候我先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而后住在学校寝室里，大学毕业3天我就结婚成家，那时我刚22岁。可以这么说，我从来都没有独自生活过。所以当我离婚时，我不得不这样描述我的生活——艰难。从20岁与乔相识相爱后，我就再没注意过别的男人。”
其实最伤她心的，还是约瑟夫分手时，对她相貌下的那句断语。“我看上去太老了吗？这让我没有信心，我变得更加拘谨。我就像个45岁的老姑娘。”
我还想约会，但不会网恋
后来，奥尔布赖特到乔治敦大学任教授，又开始参政，寻求另一种寄托。
她曾与一位同事好过2年，最后还是友好分手。她也学会了更多依靠自己。“我独自去听音乐会，去听歌剧。我可以一个人只带一本书在饭馆里吃饭。”
离婚至今，转眼已经20多年。如今，奥尔布赖特已是5个外孙的慈爱外祖母，她还会想约会吗？“当然会想！之所以还没约会，是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约我出去。”但如果有男性真想和她约会，她会怎么办？“我不知道。我现在很忙，忙着推销我的自传。也许忙完这本书之后，想约我出去的人更少了。”
女儿曾经问她：如果找新的男朋友有什么要求？她只回答了一句话：“我是不会找共和党人的！”至于这几年颇为时髦的“网恋”，她一口否定：“我是不会采用这种方式的。但我有很多真正的男性好朋友，而且也爱他们—因为我基本上生活、工作在男人圈子里。”
审视自己的婚姻，奥尔布赖特这样问自己：“难道是我对事业的执着造成了婚姻的失败吗？我憎恨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是对有事业心的女性的侮辱，更是因为我找不到真正的答案。成为国务卿后，我终于意识到，如果我仍然处在一段美满的婚姻中，我是决不会爬到这么高的位置的。可作为一名女人，我还是一想到离婚就难过。如果当初约瑟夫能重新回到我身边，我一定会义无反顾地放弃我的事业，心甘情愿做一个贤妻良母……”
文章来源：太平洋时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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