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是楝县一个满村疯跑的傻丫头时，水城就已经通过外祖母软沓沓的两片嘴唇得到了最为雏形的传播。那时候屋前屋后满山飘荡着固执的栀子花香，名叫外婆的老女人晒着花粉缠绵的阳光，瞌睡的表情正艰难地爬上她坎坷的面孔。老女人筋疲力尽地同瞌睡作着最后的抵抗，她抵抗的方式就是反复地向我诉说水城，她魂牵梦绕的遥远娘家。她甚至计划后事，希望最终掩盖在身上的是一种叫做水城的泥土。
她说，水城好呀，而不像楝县，楝县不好。
她说，楝县永远别想像水城。
她说，我的侄儿，你的表舅蒋记，对对对，就是嘴巴向左边歪而不是嘴巴向右边歪的那个，已经是水城的厂长了。厂长了厂长了厂长了。
厂长了几个字成为她话语停泊的地方，几经呢喃，愈发模糊，终于再难有内容上的新突破了。我停下手中的纸风车看她时，她已经完全睡着了。
日后等我真正见到表舅蒋记，发现他的嘴巴并不像传说中歪得厉害，他也不是厂长，而是水城单车厂的一个小联络员。只不过当时水城单车和水城手表一样，都已经成了无人问津的历史名词，再没有我四五岁时在方圆十来个县城结婚青年中的风靡了。那时候表舅蒋记的名字仍挂在单车厂，实际上却投靠了一位开卫生巾厂的朋友。我被蒋记领到卫生巾厂的时候大概十六岁，一身恰到好处的曲折与光洁已基本竣工。我跟在蒋记身后走进厂门，好闻的栀子花香停在身上像件脱不下的乡下外衣。
卫生巾厂的兴起与单车厂的衰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事情。眼看着单车厂的职工一个个领不上工资了，一两年后由单车厂厂长的妻舅投资的卫生巾厂便在水城最上游处诞生了，迅速成为水城新的经济增长点。我来到水城的这一年卫生巾厂早过了它的创业期，据说产品已经冲出亚洲走向全球，温柔地躺在各种肤色的女人怀里。
外祖母的侄儿，我的表舅蒋记应该算是卫生巾厂一个很有面子的人，这种面子最直接的体现就在于别的女工进厂都交了两百元人民币的进厂费而我就没交。因为这个原因，我骄傲了好一阵子，挺着日渐显眼的小胸脯见谁都不说话，以至于几个二十三四岁胸脯仍不长肉的大女人嫉恨交加，暗地里讨论要用针扎我几下。
很显然一开始我与工友的合作关系没有处理太好。不过事实上一天除了从早上7：30到晚11：00与棉花打交道的上班时间，也剩不了多少空闲。那时候外祖母和她的女儿即我的母亲正津津乐道地告诉所有人她们家的清清已经在城里的单位上班了，她们尽可能地强调单位两个字而不说卫生巾厂，顿时乡里乡亲无不敬畏，马上就有好几个一直围着我转悠多年的小青年停止了一箱情愿的纠缠。比如刘雄和马兵。
一个月快要过去的时候我终于慢吞吞地认识了另外一个叫地香的女孩子。两个人总要趁中午上街乱逛。其实所谓的大街就是一横一纵的两条巷子，两三家游戏厅，几家诊所和南杂店，其余全是捡破烂的房子，无边无际的废品堆在街道的两边像秋天里丰收的谷子一不小心绵延到河边。街道处于水城流域的上游，同时也处于风向的上游，
铁锈味和塑胶燃烧的气味无拘无束地在整个城市蔓延，所有水城的人都喜欢咳嗽着行走。从背后看去，他们双手划动着，两腿松松垮垮地向前摆去。他们这种像鱼一样游走的步姿很快被我和地香学会了。
一个半月过去了，就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原本说好三百元一月，不料扣去水电费、管理费等种种意想不到的费用，最后领到手的只有一百四十几元了。我的钱是从表舅蒋记那里拿到的。前面已经说过，表舅蒋记在卫生巾厂是有面子的，一个有面子的人一慷慨起来就把一百四十元补成了一百五十元。蒋记把钱放到我手上说，这多给的几元其实算不了什么，你不要总放在心上。
接着发生的事情就有点惊心动魄了。著名的卫生巾厂在水城开始了又一次浩浩荡荡的招工。水城周围多的是空闲的劳动力，不几天就聚拢了一大批，而原来一批刚刚做了一个月的女工则被陆续地赶走，两百元进厂费当然是没得退了。
招工的中午，正好有水城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一群女工围上去，管摄像的记者一直埋头给摄影机装电池，三十来岁的文字记者倒不同，听了情况后显得惊讶而愤怒，说问清楚后一定要曝光。半个多钟头后记者出了办公室，女工追着问，记者连说我们以后一定会详细了解的，一定一定。当时我也站在女工们中间，记者顺手递了张名片给我，说，到时候你们再跟我联系。从这张名片上，我知道了他叫华生。
毫不例外地，地香也在被炒之列。我清楚地知道地香的情况。她父亲是个跛脚的农民，母亲半哑。上次为了送地香进厂，两口子争吵了几天，最后还是母亲下决心找人借的钱。
我找到表舅，歪嘴蒋记当时正对着镜子刮胡须。蒋记运动嘴型，使镜中的双唇努力地向着各个方向伸展。仿佛用力不均一般，双唇愈是扯动，就愈是固执地歪向左边，在这一次我不幸看到了表舅蒋记嘴巴歪得最为惨烈的一刻。表舅像个能预知一切的人，头也不回地说，你叫她自己来吧！
那天晚上的事情我是后来从地香口中得知的。地香敲开我的表舅蒋记的门，他的胡须还在无休无止地刮着。表舅从镜子的一团白光中抬起头来，漫不经心地盯着地香的脸蛋，说，你是块好坯子，其实我一直就没想浪费你。
表舅蒋记说，你以为我们老板的事业仅仅就是这家小卫生巾厂吗？告诉你，他娘的，兄弟们的摊子大着呢！
表舅蒋记说，水城人都听说过的淼淼宾馆，男人们都去玩的那家，他娘的，就是我们开的。
表舅蒋记说，今晚你别走了，下个月你就去那儿上班，挣个四五千绝对没问题。他娘的，那儿不知多安全，别说公安，检察院，环保局，劳动局，连市委都有人常去玩的。你还担心什么，你不用担心，你可以放心。
地香把这一切告诉我后的第三天，我想到了记者华生。华生在电话那头的反应是悲愤、惊诧而无奈。不过他叫我放心。他说清清姑娘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就算水城曝不了它的光，我在省台和央视都还有朋友，绝对没问题的。
华生还说，你们不要再在那里干下去了，我的朋友多，可以随便帮着找份工作。
那时候我和地香已经共同离开卫生巾厂了。我在写给家中的第一封信中向打瞌睡的老女人提及她的侄儿，我说蒋记是个坏蛋，是个十足的坏蛋。不久就去了华生找好的一家茶楼。
在茶楼干到第三个月，我已经和华生住在一起了。华生是我爱上的第一个男人也是最后一个，到以后我就完全丧失了对男人的所有想象。当时我躺在华生租住的屋子里，一床印有卡通图案的花毯半掩在身上。华生轻轻开启我的衣服和身子，反复地说他闻到了满屋子的栀子花香。他让我搂住他的肩膀，他让我痛了就喊出来，他让我如果想哭就好好地哭。我愿意听从一切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话，于是都照着做了。完了华生说，你知道吗，第一次去你们厂我就盯上你了。
从此经常随着华生在水城闲逛，专卖店，电影院，广场，自然都是常去的。华生时而说，你的提包明天去换换，我帮你买个皮尔卡丹的。时而说，你的头发做负离子一定是好看极了。我完完全全成了个时尚而耀眼的城里姑娘。有一次在广场附近遇见同村的马兵，他竟然盯了我好久才认了出来。这个从小学就开始喜欢我，挨了我大哥两次拳头仍不改口的男孩，现在水城踩三轮车。他坐在三轮车上，身子一截一截地往下矮，灰着脸近乎嗫嚅地问我，您去单位上班呀？我用水城特有的腔调说嗯。马兵连连说上班好哇上班好哇。然后头埋得更低了，不好意思地看裤腿上的黑泥巴。
过了一段时间，华生让我从茶楼辞了出来。我专心地成了华生的女人，学会了烧菜，浇花，以及把一个个风花雪月的夜晚进行得完美无缺。我满足地把他搂在怀抱中，听他语无伦次地说清清清清你真好。
直到一个下午，我和华生出了超市，站在候车亭等公车。旁边派出所一个穿制服的男人走了出来，向华生打招呼说华生华生，好几周没去淼淼玩了，蒋记念着我们呢！
华生背向着我，拼命地朝那男人摆手。等他回过头来，我已经一个人上车走了。
几年后，我在城南，地香在城北，两人已经是水城多年的发廊女了。偶尔看电视，水城卫生巾厂因为替水城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做出了大的贡献而常被表彰，华生也成了个越来越受人尊敬的新闻部主任。有一次我从城南坐车去看地香，下车时又碰见了同村马兵。同村马兵做了个摩托车出租司机，远远见了我就把身子矮下去，不好意思地溜走了。
作者：汉子文章来源：中国风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