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片叙事语法上，戏仿、剪贴、拟象、拼凑、反讽、调侃等标准后现代表述方式在香港的后现代主义影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并且在导演的拍摄制作方式上展现出了独到的后现代特色。
这中间运用特别突出的就是是戏仿，这方面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王加卫的《重庆森林》中有这样几句台词，“如果记忆也是一个罐头的话，我希望这罐罐头不会过期；如果一定要加一个日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这几句台词到了刘镇伟的《仙履奇缘》中却被搞笑的形式被戏謔了，“……如果上天能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的话，我一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就在至尊宝声泪俱下地制造这个最大的爱情谎言时，他的倾听者紫薇却轻轻的用手指掏了一下鼻孔，这不仅颠覆了传统爱情的深情诉说，而且在后现代主义内部也完成了对它的前行者的解构，香港后现代主义电影对叙事手法的运用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说，“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好的或者伟大的戏仿者都需对原作有某种隐秘的感应，正如一个伟大的滑稽演员须有能力将自己代入其所模仿的人物。”
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刘镇伟的《仙履奇缘》、《东成西就》可以说都在抓住原作“隐秘感觉”的基础上抛弃和颠覆了经典文本，在“神话”或“武侠”的外衣下戏謔着神仙古人的情感故事，倾诉着当代都市人的情感困境。另一方面，与传统导演按部就班的按照剧本计划拍摄不同，王家卫的拍摄随意性很强，他拍片几乎没有剧本也没有镜头脚本，即使有也可以随时更改。法国导演布烈松在他的《电影书写札记》中说，“对你会捕捉到的东西要一无所知，正如渔夫不知钓竿末端有什么上钩。（鱼儿不知从那儿冒出）”“我梦见我的影片在目光下自己逐步形成，象画家永远新鲜的画布。”王家卫可谓是这种理论的忠实实践者，他的演员永远也不知道下一个镜头要拍什么，要说什么，也不知道拍好的能不能用。这种拍摄手法所显现出的随意性、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正是后现代主义电影的突出特征之一。
从第一部体现后现代“拼凑”风格的电影《九二黑玫瑰》开始，香港后现代主义电影已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这中间王家卫的《重庆森林》为香港的后现代主义电影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而1997年《春光乍泻》获得嘎那大奖进一步把香港电影推上了世界舞台。但未来的形势却不容乐观，王家卫在2000年的《花样年华》明显是对先前电影路线的偏离，刘镇伟的新片《天下无双》无可奈何地显出了他“江郎才尽”的颓势，而年轻一代导演并没有拍出令人感到鼓舞的影片，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整个香港电影制作市场从90年代末延续下来的的萎靡不振，香港后现代主义影片的未来真是让人前途未卜。
文章来源：网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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