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集中的年度内，一批处女作电影问世，让评论界为之兴奋。然而，这种现象的出现，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呢？专家们普遍认为：这只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这种偶然首先是从处女作导演的谈话中感觉到的，他们的创作过程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似乎没有自己的创作理念。如有的导演说“这部电影本来不是我想拍的，但是资金到位了，所以就拍了”；有的说这第一次是“蒙着拍的，像补课一样”；有的说处女作的拍摄过程就是一个“争取说话权力的过程”；有的说是“想用自己的语言方式讲述一个故事”；还有的说“其实就是想过过导演瘾，拍的时候剧本还没准备好，边拍边改吧”。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教授尹鸿认为，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电影遭遇着一个特殊的处境：一方面，电影产业缺乏经济活力的支持显得远离当代经济文化生活的主流；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并不急于推进电影的产业化改造，没有把市场需求放在重要的位置。为了解决由于缺乏市场支持而导致的电影投资的单一和匮乏与对一定的电影产量的追求之间的矛盾，从2001年开始，一批青年导演终于获得了天赐良机，他们的低成本优势，加上青年人的符号作用，使2001-2002年度成为了一个“处女作”年，陆续出现了20多部由青年导演制作的电影“处女作”。
处女作现象，并不是中国电影产业在改造过程中更新换代的结果，这批处女作除了《寻枪》等吸收了民间资金或者国外资金的极其少见的例子以外，绝大多数几乎都不可能投入大规模的商业发行放映之中，因而这批处女作对于提升中国电影的产业素质、提高国产电影的市场竞争力、培育电影市场本身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
同时，这批影片因为多数都是直接间接的“命题作文”，即便是自选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被高度规范化了，留给导演们的思考空间和表达空间都相当有限，所以多数电影也不可能真实地表达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这代青年人对于人性与人生、历史与现实的真实体验和想象。此外，由于这批影片的制作成本大多只有200万元人民币左右，参加影片制作的人员大多缺乏电影职业经验，所以也不可能在电影的技术水准、艺术水准和工艺水准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因而，很难通过这些处女作来真实、充分地判断这一批20-30多岁的新电影人在精神上和电影素养上的优势和弱势，也很难判断这些作品对于中国电影究竟具有多么重要的现实意义，甚至也很难判断这些影片是否能够代表这批青年电影人的真实才华和成就。
而北京广播学院教授赵宁宇则对“处女作导演”的提法表示异议。他说，在执导电影之前，他们很多人都有做导演的经历，在电视剧领域有很多的作品，比如滕华涛已经是炙手可热的电视剧导演，还有一些人做过编剧、摄影、美术、制片、演员等，就是说在21世纪出现的这些处女作导演，和以前所称的处女作导演不太一样。不管是第五代还是第六代，离开校院一段时间，在电影厂里面做导演，和今天在江湖上闯荡11年之后成为这样的处女作导演，他们的心态、创作方法，包括他们对社会各方面的思考都是不一样的。已经有过很多“触电”经历，这是今年处女作导演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有些电影处女作之所以会在这个年度出现，其实是拍摄过程早就完成，只不过是这个年度内才获审查批准。
虽然许多专家认为处女作电影的出现只是一种偶然，但他们表示要珍惜处女作。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说：“我们要看到中国电影新生产力的萌芽，看到中国电影生产力在新世纪实现转移的一个信号。尽管这批作品目前还不处于十分理想的状态，这些导演还没有施展出自己真正的实力、全部的技能和完全的想象力，但已经表明了这个年龄层活跃的策划能力和积极表达自己社会和艺术观点的愿望。所以我觉得从生产力的构筑和生产力营造的角度来看，要积极地理解这件事情的发生。”
也许正如专家分析的那样，处女作电影的意义不在于为中国电影带来什么新东西，挽救了什么东西，创造了多大的价值；而在于它出现的意义，在于为未来准备了什么东西。
文章来源：网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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