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视点》杂志，我看到余杰的照片。眼神无助，面庞潮湿，是愤怒的的汗液还是委屈的泪水，无从考证。青年才俊的意气风发荡然无存，图片配文是：受委屈的余杰。我无法接受这种受气包的形象，那个强调知识分子人格尊严，那个坚持自省忏悔立场的余杰，那个秉承启蒙批判精神的余杰，面对分配合同的单方毁约，面对有中国特色的人事纠纷，竟泪光莹莹，万分委屈。对此，我只愿意从一方面寻找依据，年轻，太年轻。
余杰想不通的地方是：中国作协下属的现代文学馆单方面毁约，既没通知他本人，也没通知学校，再者，他声称自己对单位别无所求，只想落实北京户口，连这个最起码的毕业生生存权都遭到否决，让他感到震惊。我想，余杰的震惊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是名人，他是青年才俊，在校期间，就已经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书经包装，很畅销），这样的优秀人才，接受单位有什么理由拒绝。于是，他请来律师，媒体朋友，知识界同人为他讨个说法，当然凭他的财力和影响力，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余杰为什么非要选择现代文学馆，据他自己说，那里有丰富的资料和充裕的时间，可以好好写自己想写的书。这也没错，那么谁有错？
文学馆的答复是他们那里没有研究人员的编制。还有一点，是心照不宣的，余杰曾在某些文章，某些场合说过中国作协的不是，用人单位凭什么去接受一个对自己曾有微词的人。这样看来，余杰有什么好委屈的，自讨没趣罢了。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大学生走出校门，由于种种原因，找不到工作，遭遇毁约，户口不能落实的大有人在，这些平凡的人群，他们的苦衷，委屈，困顿，有谁知道。他们一定在某个角落，悄悄地咽下这一切，然后接着打杂，服苦役，擦干泪水，继续忍受。只能忍受，默默地，记住这一切，记住这严峻甚至丑恶的事实，好好地活着，更有力量更有精神尊严地活着。不叫嚣不伸张，所有的强大，蛮横，压制，不公正都是暂时的，只要我们还有记忆，关于苦难的记忆，所有清醒的有良知的人，平凡的人，他们的记忆终将汇集成历史的选择，沉默和忍耐才是我们希望的所在。
和余杰的委屈相比，我的一个校友的遭遇可能不算什么，因为他不出名，也没有钱请律师。对方毁约的理由是他们需要的是学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学西方哲学的，这些愚人当然不清楚马克思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一部分，我的校友当时就拂袖而去，我想他那一转身的决绝的背影，一定让在场的人惊谔，然后惶恐。现在，他成了一名推销员，早出晚归，他的忙碌和余杰四处奔走，寻求声援的忙碌相比，我更愿意尊敬前者。
在这里，我想到了王朔对知识分子的谩骂，虽没有说服力，但也能感觉到怒其不争的拳拳之心。现在是一个谩骂的时代，个个都以批判，犀利，敏锐，非主流的姿态披挂上阵，可是暗渡陈仓，私下里跑到对手的阵营讲和，获取施舍和恩惠的事情屡见不鲜。处处都是上半截叛逆独立，下半截却乱了阵脚，没有原则的滑稽像，是没有底气去回应王朔的谩骂，于是，更多的人在记住了王朔的同时，渐渐忘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终于有了联名抗议的事情，北京知识界以评论家崔卫平牵头发起了对中国作协的抗议，这让我联想到19世纪末法国的德累福斯事件，一场法国知识界争取社会公正的运动，作家左拉是主力。他们声援的是一个和自己素不相识的犹太军官，讨伐教会和法庭的昏庸。由于知识分子联合发出的正义而强大的声音，由于这个有着启蒙传统的精神实体的存在，蒙冤的德累福斯才终于脱离了持续两年囚禁孤岛的生涯。同样是声援，我只能说，崔卫平们声援的仅仅是余杰的懦弱，批判立场的不纯粹，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共有的病。既然对作协看法，何苦再混迹其中。没有京户，没有接受单位的人满街都是，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一支笔，就不应该委屈。为什么落泪，落泪是可耻的，受专制权利迫害致死的诗人叶赛宁，验尸的时候，被人发现一只眼眶里的眼球没有了，我一直在想，一直一厢情愿地认为，那只眼球是因为愤怒，仅仅是愤怒而弹出眼眶的，一定没有泪水，没有。
文章来源：网妖/张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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