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钟杜二打电话给我，要我晚上去他家吃晚饭。我与杜二已有一年没见面了，记得最后一次相聚是在杜二教课的那个大学校园里。我、朱虎、杜二、张淼坐在一张石桌旁的四只石凳上。我们身处夜空下的松树林中。杜二扯开嗓门嚎叫了一首崔健的《解决》，听他叫完，我们似乎都有一种被杜二解决的感觉。从单位下班后，我直奔杜二家。还没进去，我就听到门里面传出闹哄哄的笑声。杜二把他家在座的几位向我介绍了一下，除朱虎之外，其他人面孔都较生疏。
杜二安排我在一个女客的身边坐下，刚才我听杜二含糊地讲到她的名字，姓金，下面还有两个字我听不清楚，于是我朝她点点头，这之后一直到宴会结束我都喊她小金，当然实际上金下面还有两个字。杜二把这次请客的理由简单说了一下，他有一篇论文，是关于“汉语语言”的，在《中国语言文字学》季刊第二期发表，主要论述了汉语与中国话的区别。他再三强调这一发现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不亚于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试爆成功。借此他请新朋旧友一起来分享他的快乐。他一讲完小金就给以热烈的掌声，我惊诧地回头看了她一眼。
“这样吧，我们边吃边谈，”朱虎说。
我也赞同这个提议，我的肚子早就饿了。
席间杜二不时端起啤酒杯把玩着，我感到他总是盯着我看。或者可能，盯着坐在我旁边的小金看。
“喝，喝，”杜二嚷着，“为我干杯，为胜利干杯！”
我听他这么讲，就像当初听到《英雄儿女》里的王成悲壮地喊“向我开炮”一样。
直到十点半钟，大家才陆续散去，杜二扶着摆满残羹冷炙的桌子站起身，嘴里念叨着不送、不送。也是命中注定的巧合，这天晚上我刚好和小金同路。
“杜二这人真有意思，”小金和我并肩在夜空下的马路上骑着自行车。
“他喜欢这样，”我说，“一有什么事就到处张扬。”
小金的脸隐在夜色中，我不由被她身上散发的某种神秘的气息所感染。她像跟谁赌气似地问我：
“你觉得我漂亮吗？”
我没想到她这么直爽。
“漂亮，”我说，“这还用问吗？”
“可是，”她接着叹了一口气，“光漂亮又有什么用呢？”
后来我从她不着边际的谈话中，大体上了解到，她在一家报社工作，专门编发一些有关社会名流的文章，与杜二纯因工作的关系才认识。目前她人近三十还是单身。我讲她漂亮，倒不单是恭维她，而是她确实具有职业女性那种质朴的美。
我与她的第一次见面在她居住的集体宿舍院门前告一段落。
大概过了半个月，我、杜二、朱虎在我们常去的一家叫“蓝星”的啤酒屋相遇。言谈中提到小金━━现在我知道她全名是“金小妮”，杜二说：
“那个金小妮前天到我那儿去大哭了一场，搞得我莫明其妙。我说要不要给你一块口香糖？她说不要，然后就‘哇……哇’地哭，怎么劝怎么不行。”
“到底为什么？”朱虎说。
“我哪知道，”杜二用含义很深的眼光看看我。仿佛我是个有待审判的犯人，与金小妮哭这件事有着不可开脱的干系。这种暧昧的责备比直接骂我一声还要让我感到难受，就像一个人捡到钱交给失主时却被失主怀疑是小偷。这还有个逻辑关系，毕竟那人手上拿着失主的钱。而我连金小妮的一根头发都没有碰到呀，更坦率地说，若不是那天晚上偶然相见，随便谈了几句话，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我、金小妮就是一点不相关的两个人。杜二下面这句话，矛头更加尖锐地指向我：
“那天是你送金小妮回去的吧。”
“是的，”我说。
杜二开心地笑了。
我在离开他们后，对这件事越想越气，但反过来一想又觉得不值，哪个人后面不跟着一帮指指点点的人呢。只不过这样一来金小妮在我头脑中的印象却大大加深了。手头上的工作一闲，我就回想起那天晚上我送金小妮回去的情景。开头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异常，只是慢慢地这件事渗透进我的日常生活，成了一个困扰着我的、挥之不去的小飞虫。比如，我与单位的同事说话时会冒出这样的句子，“请你把这根线描粗一些，我对金小妮干了什么呢？”、“主任，你早，金小妮漂亮吗？我说她漂亮……”。为了澄清事实，我对金小妮作了几点分析：一、金小妮爱上了我，并且她自以为已向我表达了她的爱意，但从我这方面没有得到她所期望的任何反应，于是她由爱生恨，以大哭作为发泄。二、实际上金小妮并不爱我，而是杜二爱上了金小妮。金小妮在杜二面前大哭这是真实的，但杜二被自己单方面的爱恋之情所蒙蔽，误以为金小妮是为我而哭。这一切源自杜二的一个错觉。三、金小妮把自己当作我们这一群人、或其中某一个人的一个小妹妹，如杜二的妹妹，或我的妹妹。女人、特别是幼小女人那种与生俱来要受到重视的天性，使她不由自主地哭泣、撒娇，结果惹得我们几个大男人为之烦恼。谁知道呢。当然我这些无用的分析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只是我产生了一种要尽快见到金小妮的愿望。
早晨上班后我坐在办公桌前正盘算着如何打发一天的时光。金小妮又像幽灵一样钻进我思想中。我翻开我的小记事本，在众多的名字中找到了“金小妮”。提起电话，线那头是个男人的声音，“金小妮不在，她出去采访了。”随即挂断了电话。大概过了二十分钟，我桌上的电话响起来。“喂，喂，”电话那头说，“请找张文。”“我就是，”我说。“喂，张文，是你找我？”“是啊，”我说，“今天晚上有空吗？到我那儿坐坐，早点来。”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但我还是听到她轻轻地说了声好吧。
晚上我在房间里看书，同时等着金小妮的到来。这是一本安徒生的童话作品，《幸运的贝儿》，由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6月出版，叶君健翻译。连续两个晚上我都在看这本书，已看到47页开头━━“而且谁也看不出他曾经进过舞蹈学校！”太太说。这时我听到敲门声，赶忙合上书，从沙发里爬起来。
“嘿，”我说。
“她是我的一个朋友，”金小妮指着跟在她身后的扎辫子的女孩，“冯彩。”
我把她们带进我的房间，泡了两杯茶递给她们。冯彩一进房间就像一只好奇的猫东张西望：
“照片上的这人是谁？”
“张淼，”我说。
金小妮插话：
“在俄罗斯当倒爷的那个张淼？”
“对，”我说，“倒金属。”
冯彩拿起我刚才看的童话书，随便翻了几页，重又扔在原处。
“你喜欢看童话吗？”冯彩说，“我妹妹有整套的《格林童话全集》和《安徒生童话全集》。”
我看到冯彩嘴角有一丝被压抑住的笑意，她似乎对我热衷于童话不太理解。
我就对她讲了并非所有的童话都只是写给儿童看的，安徒生童话的伟大在于它强调了人世间的一切事物中人性至高无尚。他笔下对爱情忠贞不二的美人鱼、可爱的锡兵，无不是人性的表现。他描写恶是为了突出人性的善。只有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人方能真正体会他作品中流露出的悲天悯人的品质。
冯彩嘴角的笑意没有了，她又拿起我那本《幸运的贝儿》，在那儿翻看。
我发现金小妮正用审慎的目光注视我。几天不见她的皮肤变得黝黑了，也许是因我房间里灯光的作用，或是我心理的作用。
“今天早上，”金小妮说，“接你电话的那个人是我办公室的同事，就是我上次跟你谈到的那个娘娘腔。”
我在想她上次是否跟我说起过那个娘娘腔。
“她对我说一个男的打电话找我，”金小妮又说。
我当然是个男人，但我不明白金小妮讲这话什么意思。
“好像很久没见到杜二了，”她说。
在杜二那儿哭泣的难道不是你吗？
“我有个老同学是朝鲜餐馆的老板，”金小妮说，“他一直约我请文艺界的朋友去吃一顿。”
“好啊，”冯彩说。她放下手里的书，又开始漫无目的地朝我房间四处看。
我房间里毫无精彩之处，墙上挂着一只破篮子，以前是用来放塑料花的，塑料花被我邻居的小孩拿走了。
这时冯彩的身体停止了不安的扭动，伸过头抓住我的左手，“来，我给你看个手相吧。”
我的手被捏在她的手心里，她眯起眼睛，仔细瞅着我的掌纹。
“你的生命线很光滑，看来一生很少害大病，能够活到八十多岁，寿终正寝。爱情线嘛，比较噜苏，有一点小麻烦。再看你的事业线，好像是大器晚成。”
“你这么一算，我老来还能有福？”
“大概是吧，”冯彩故作深沉，“你的手相还可以，但面相不善。”
光线照着她健康的躯体，在她面前我倒像个干瘪的老头子。
我和冯彩聊天的时候，金小妮正忧郁地坐在沙发上。突然间我感到与她之间有一层无形的隔膜，她其实是个模样很不错的女孩，只是我搞不清她的心思。我接触过不少俗气的女孩，只要不是缺鼻子、少耳朵，她们面对男人时就傲气得不得了，处处显出目前国际流行的女权主义的迹象。只是金小妮实在与她们不一样，我不知今天约她来是否一个错误。难道真像冯彩说的那样，我这个人面相不善？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对于金小妮有了一个起码的“说法”。“说法”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不久前我和朋友Ｂ到朋友Ａ家玩，朋友Ａ在整个晚上三次诘问朋友Ｂ：“怎么我看你的小说，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解释得通的说法？”
过了一段时间，我和杜二在“蓝星”啤酒屋相遇。杜二告诉我，金小妮与一个来中国学中文的美国人结婚了，现在正在办出国手续。我和杜二首先共同举杯为金小妮终于有了归宿而干杯。然后杜二义愤填膺地谴责金小妮：
“我们中间这么多一表人才她看不上，偏偏要嫁个外国佬，这种女人真不是东西。”
“我们算什么，”我说，“我们是一群喜欢窝里斗的耗子，美国人嘛，有钱，有文化。”
“喝！”杜二说，“天涯何处无芳草。”
我知道直至此时，杜二仍以为我对金小妮有意思。不过由于金小妮终身已定，杜二谈到金小妮时确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从内心里真诚地为我感到惋惜。
后来成了我妻子的冯彩对金小妮的看法又有别于其他任何人，“金小妮其实很看重朋友的情份，她初恋的男朋友是老家的一个普通工人，她的初中同学。她考上大学以后，男朋友迫于家庭压力与当地一个女孩结婚了。金小妮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她想不通，在她男朋友家人的眼里，一个大学生怎么就比不上一个小女工。现在她嫁个美国人，也是命运使然吧。”
金小妮就这样离开了我的生活，那么，就让她离开吧。
文章来源：网妖/吴晨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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